笔架城是常德城区现今仅存的一处古迹，在建设文化名城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笔架城的神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形态神奇。它“五垛并立”，中垛最高，“形如笔架”。据有关方面披露，这种特殊形态的城墙，自古以来，在全国独一无二，可谓无与伦比。

 　 其二：意蕴神奇。它象征着武陵人文蔚起，文运昌盛。笔架建筑在面临沅水的城垣上，背靠明清时代的常德府儒学，后抵孔庙与鼎文阁(今育英小学)。武陵县儒学就在附近的大兴街左侧，即云程巷以北约一里处。这里历来是儒学聚集之地。经儒学培养而考上举人、进士再走上仕途者举不胜举。例如：家住城西白马湖的宋代名人柳拱辰，一家出了5个进士(柳应辰、柳猷、柳平、柳东伯)，人称“五柳”，后来都当了大官。家住大西门的杨嗣昌、龙膺、陈洪谟三大家族，出了几十个举人和进士，下自县官，上至宰相(内阁首辅)，跻身仕途者多达百余人。家住杨家牌坊的著名作家丁玲的外祖父余泽者(又名余鹗)，是清朝的拔贡生，历任云南大理、楚雄知府。其长子余用久，曾任云南华平知县。其侄余嵩庆，是清朝的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河南省偃师、商丘知县。另一个侄儿余嘉锡，是清朝的举人，曾任文选司主事。明清时代的常德西门，堪称“儒士之林”，故名“儒林坊”。笔架城就建在“儒林坊”靠河边的城墙上，可见建造者用心良苦，涵义深蕴。

    其三：传说神奇。笔架城传说纷纭，归纳起来有三种；一说元代常德路(“路”是当时的行政区划名)总管哈珊统辖常德时自命不凡，居功自恃，声称只有用阳山做笔，沅水当墨，才能写尽他的功劳和恩德。于是，他特地建筑了这座笔架城。

  　二说因为西门建有孔庙，而孔老夫子满腹经纶，提笔成文。写完文章后，他随手搁笔，所以要建笔架城。

  　三说乾隆皇帝游江南时，一路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某日来到常德府，刚在府衙坐定，忽然天上乌云翻滚，狂风大作，沅江河里顿时波浪滔天。大小船只来不及躲闪，从河里传来一片呼救声。乾隆皇帝立即吩咐随行人员出门察看。原来是四海龙王前来朝见皇上。皇帝听到禀报后，点点头说：“啊，知道了!”说罢便直奔西门城堤。他面向沅江，手握朱笔，欣然写下“四海龙王免拜”6个大字。煞时风平浪静，人们高呼“万岁”。乾隆皇帝高兴地搁下朱笔，搁笔处立刻出现了一个笔架，这就是有名的笔架城。

  　其四：始建神奇。笔架城究竟始建于何时，由何人所建？迄今还是个谜。《常德地区志•文物志》说，“笔架城始建于至元八年，‘龚日升鼎建’为旁证。”据考证，此说有三点讹误：一是引用时间有误。《常德地区志》所引《嘉靖常德府志》关于龚日升的有关记载，不是元朝“至元八年”，而是宋朝“咸淳八年”；二是建筑实体有误。龚日升“鼎建”的不是笔架城，而是常德儒学的“殿宇斋堂”；三是城墙质地有误。据方志记载，明朝以前，常德的城墙都是土筑的，明洪武六年以后才开始出现砖筑城墙。因此，元朝或宋朝都不可能建笔架城。那么，究竟是何时、何人所建呢?从现存的几部明清方志来看，都没有单独修建笔架城的记载，这就成了一大谜团。

  　　可喜的是：《建平杨氏家谱》给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该谱五“续修瑛公一支”，第九世、第十世就详细记载了杨嗣昌父子的行状。其中说到，明崇祯十一年(1638)，杨嗣昌的父亲杨鹤在家乡常德病故，杨嗣昌回家守孝，目睹常德城墙多处朽毁，立即向崇祯帝上书，请求朝廷诏令地方官加修常德城，并带头捐献一千两白银。笔者再查《同治武陵县志》，书中果然记载：“崇祯十一年，邑人杨嗣昌奏请加修，三年工竣，撤旧易新，极其壮固。”这就进一步证实，杨嗣昌慷慨解囊，奏请加修常德城确有其事。特别是1998年，常德旧城改造时，在古城墙上卸下一块城砖，上面镌刻道：“杨相公重建鼎城，上不费国，下不疲民。三年告成，士民感恩。明崇祯十三年造完敬勒。”杨嗣昌是从常德府儒学走出的当朝宰相，他对儒学感情之深可想而知。他既然奏请朝廷费三年之工加修常德城，那么，他以此为契机，因利就便，一并兴建笔架城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至于民间传说杨嗣昌“城修三尺，街修半边，桥修七里”，以此向皇帝邀功请赏，史书上并没有这样的记载。（鼎城区方志办推荐 常德史志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