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地方综合性年鉴是地方志工作部门的重要任务，也是一地文化工作的组成部分。打造年鉴精品是一篇大“文章”、硬“文章”，要下力做好。打造年鉴精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形式上“打造”。即排版科学，装帧精美，印刷精致。只要舍得成本，运用当代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印刷技术，形式上的“精品”很容易做到。另一方面，从年鉴内容上打造。在架构设计，图片、条目、人物、文献的遴选，文字叙述等方面均要符合“精品”要求，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本文就如何从内容上打造地方综合性年鉴精品问题，谈些浅见，以求教于志界专家。
（一）
近些年来，各地十分重视地方综合性年鉴的编纂工作，出版了很多质量高的年鉴。这些年鉴的编纂出版发行，对于保存地方历史、提供决策参考、扩大宣传“窗口”、丰富地方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很重要作用。但是，从已出版的诸多地方综合性年鉴来看，年鉴编纂工作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第一，规模失控。年鉴“体态臃肿”，内容庞杂。一部县（市、区）年鉴，动辄50、60万字，甚至更多；彩色图片30、50面不等，市（州）年鉴动辄100万字。省（市、区）年鉴150万字，甚至200万字之多。县（市、区）、市（州）、省（市、区）综合性年鉴，均成为大部头“巨著”。不便于查阅、携带，更是加大了印刷成本，加重了财政压力。造成年鉴“体态臃肿”的直接原因，一是信息冗余。年鉴收录了大量并非大事、要事、特色、新事的信息，而是无足重轻、可有可无的小事、琐事、平常事。事无巨细，年鉴成了“流水簿”、“豆腐帐”。二是图片冗杂。年鉴收入了大量图片。有的图片直观、形象地反映了一地的重大历史史实，对于珍藏历史很有意义。但有相当部分图片没有收存价值，比如党委书记、乡镇长、局长、校长等工作照，只起到突出个人的作用。三是文献冗长。全文收录地方文件、文献，有些并非精华。四是文录冗赘。所收录领导人的讲话、文稿，篇幅长、内容空，增加了版面，增大了容量。
第二，内容失衡。年鉴各类目在篇幅、文字上失去均衡的现象很普遍。《张家界年鉴》（1997-2000）的政治大类（含政治、军事、法制）13万字；经济大类（含综合经济管理、农·林·水·气象、工业、建设环保、贸易、财政税务、金融）26.5万字，是政治大类的2倍；社会事业大类（包括科学技术、教育、文化·新闻·体育、卫生·计划生育、旅游）约6.3万字，只相当于政治大类的1/2、经济大类的1/4。而政治类中，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民主党派、群团组织，近10万字，而与“政治”类并列的“军事”类却只有0.6万字、“法制”类只有2.4万字。应该说，年鉴的部类，在字数、篇幅上应做到大体均衡。如果部类之间在内容上严重失去平衡、畸重畸轻，不能不说是年鉴的“硬伤”。同时，各地年鉴，只记成就、成绩、成果，而很少叙失误、问题、困难。记正面的多，述反面的少；报喜的多，报忧的少。这不符合辩证法。
第三，结构失调。各级地方综合性年鉴在部类安排、架构设计上应有大体一致的标准和分类，而且历年的年鉴在结构上要保持基本稳定。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各地情况、特色进行微调。从已出版的年鉴来看，部类安排设计极不规范、统一，五花八门，随意性大。如《绵阳年鉴》（2007）分为特载、大事记、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环境、科学、信息化建设、教育、城市建设与管理、工业、农村经济、交通运输、贸易、旅游、金融、财政·税收·审计、综合监管、政治、军事、法制、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生活、区县市简况、人物和先进集体、附录等24类，初看起来很有创意，很有地方特点，但部类安排显得逻辑混乱，缺乏“章法”。
第四，行文失体。年鉴的文体应该是记叙文体和说明文体，语言要求简洁、直白，叙述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但有些年鉴在语言表述上与年鉴的文体、语言要求相去甚远。具体表现有“四多”。一是总结性语言多。有的年鉴条目，特别是“概述”，写成了工作总结，把“年鉴”与“工作总结”混同起来。二是新闻性语言多。年鉴不是新闻报道，不是消息，把年鉴条目写成了新闻报道。三是评论性语言多。年鉴条目是大事、新事、要事、特事的客观反映，应秉笔直书、述而不论。而有的年鉴对过去的事件大加评论和议论，大书作用和影响。四是“穿靴戴帽”式语言多。如“在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下”、“在人大政协的大力支持下”、“在上级业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等等，此类句式充斥年鉴条目中。
第五，出版失时。年鉴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存史，更重要的是资政。一个地方的党政组织在谋划新一年度工作、作出重大决策时，往往需要研究上年度的工作部署、决策以及上年度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运行情况。但上年度的综合性年鉴往往在下年度9月以后才出版发行。错过了为领导和决策部门提供决策服务的最佳时机。年鉴的出版应突出一个“快”字。上年度的年鉴最佳出版时间是次年的2至3月间。出版迟了，只能单纯地起到存史的作用，而没有多大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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