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许之桢，1964年10月26日在北京去世，离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每当我们回想他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崇高精神境界，他对我们慈祥的关爱而又严格的教诲，永远铭记难忘。他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一贯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事无巨细，耐心处理，对人民满腔热情，对同志谦虚诚恳，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党的领导下，在坚持马列主义和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了毕生精力，为党和工人运动、工会的建设，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父亲1898年2月4日生于湖南省汉寿县大连障一个农民家庭，祖父许云瓶，参加科举考试落榜后回家务农。1907年家乡遭受百年未有的水灾，农作物颗粒未收，农民们没饭吃，饿死、冻死，不计其数。后来，大家推许云瓶为代表，向当地大地主郭饶阶借粮救灾，郭不但不肯借，第二天将大批粮食搬上船准备运往长沙，农民得知，自发地将船上的粮食分了。郭告到县衙，派县团防局长郭尔豪带领十名士兵将许云瓶抓到县衙收监问罪，经过严刑拷打，最后杀害在县衙门坪示众。许家遭受家破人亡之痛苦，给年轻的许之桢三兄弟留下深仇大恨，为了报仇解恨，曾采取了多种活动，但由于敌强我弱，没有成功。最后许之桢兄弟们选择走革命道路。

　　据姑爷说，父亲七岁入高小读书，自幼聪明好学，从小养成了勤奋刻苦和执着追求真理的习性。因祖父被国民党杀害，家破人亡，没钱升学，缀学回家务农，后得姑父帅荫东资助旅省求学，考入了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学习，从那时学校里的新式课程中，学到了一些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萌发追求平等自由的观念。同时在长沙结识了一些湖南的进步青年。如毛泽东、刘少奇、罗亦农、邓中夏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父亲首先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读了李大钊、陈独秀论新文化著作，很受启发和教育。1919年5月他从学校毕业，作为最激进的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五四”运动，成了一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就在这时，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新纪元，掀起了世界革命的新浪潮。十月革命给了辛亥革命后苦难更加深重，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人民首先是他们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其深刻和巨大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中国，首先起来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积极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号召人们走俄国工人阶级革命道路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1918年11月，正当军阀政府煽动群众狂热地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胜利之时，李大钊在天安门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同时他还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一文，一同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明确指出这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政府的胜利，而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还号召人民适应这个潮流，使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父亲就在这些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联系国内实际，勤奋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认识了世界革命的新潮流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认识到在当今世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下进行革命，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才有中国和世界的光明前途。正基于这样，他决心离开家乡、离开妻儿，远赴国外勤工俭学以报效祖国。1919年8月，他经过多方周折到达上海。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李达、李森等人，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参加了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编辑工作。发表很多重要文章，特别是通过李大钊、陈独秀的一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指导当时“五四”运动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他在上海党组织创办的外国语学社跟李达学习了日文、俄文、英文。他学习很刻苦，除了工作外，从不上街游玩，有时深夜一两点还在攻读。当时因没有工资收入，生活很困难，有时吃饭都是饿一餐饱一餐。由于工作勤奋、学习努力，思想进步很快。1921年1月由林森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各种革命活动。他受党组织的派遣，1921年3月启程去莫斯科学习。当时同行的有12人。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

　　由于俄国革命胜利还不久，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政治、经济上的很大困难，加上俄国与中国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去俄费了一番周折。好不容易等到1921年4月赴俄的行程终于才落实。出发的路线是先乘船到海参崴，再乘火车到伯力，当时国际共产主义工作人员杨明斋为他们写了介绍信。他们一行人离开上海港，轮船在海面上颠簸航行，途中在日本长崎稍停留后前往俄罗斯远东边城海参崴。当时海参崴仍被日本军队统治着，他们找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人员伊诸夫指示要抓紧乘车去伯力，不要在海参崴停留。国民党在这里有办事处，对中国人去苏联查得十分严。为了不引人注意，便分开走，到伯力再集合。海参崴和伯力之间有条伊曼河。是日本占领区和苏俄红军控制区的分界，这段是最危险地段，日军经常向河里放炮，盘查也很严，弄不好就有生命危险，到伊曼河时顺利通过了检查，准时到达了伯力。

　　伯力当时是苏俄红军的天下，在布尔什维克组织帮助下，一行人继续乘火车经伊尔库茨克，又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向莫斯科进发，这最后一段铁路旅程也困难重重。国内战争刚结束，苏维埃政权刚成立，经济很困难，他们乘坐的是一列冰冷的装货用的闷罐车，吃的是随身带的黑面包，由于没有煤炭火车用木柴生火作动力。路轨状况也很差，列车前进一段就要停下来修铁路，有时还会遇到土匪搔扰，走走停停，搞了十几天以后才抵达莫斯科，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走了三个月。正好赶上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父亲等12人参加了大会，作会务工作。会后他们被安排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斯大林任校长，参加学习的有各国革命青年，也有苏俄民族干部。该校是莫斯科特维尔斯卡娅大街15号。父亲入校学习很努力，进步也快，1922年12月经罗亦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员中负责人之一，并留在学校工作，于1924年初才回到祖国。在国外三年的经历，对父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练，参加了国际性会议的工作。最重要的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着明确奋斗目标，满怀激情地准备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壮丽事业。于是他回国后同刘少奇、李立三、陈潭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一起，在湖北武汉开展工人运动。先后任湖北省委工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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